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父亲调任县法院副院长，分管刑事审判工作。那天中午我放学回家，看到一位50多岁的农村大娘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。她挎着一个自制的花布兜，脚旁还放着两只绑好的老母鸡。听母亲说，大娘家里因宅基地和邻居发生纠纷，儿子因此被打伤，对方拒不赔偿。她家将对方诉至法院，却听说对方在城里有熟人，担心判决不公，打听到父亲是分管刑事案件的副院长，就带着两只老母鸡找到了家里。父亲耐心细致地解释道，请相信我们，法律是公正的，不会偏袒任何人。经过一番劝解，大娘这才放心，但走时却怎么都不肯把老母鸡带走。在父母的坚持下，她才带走。后来听说，那起案件判决了，大娘儿子的医疗费得到了赔偿，原被告双方对判决结果都没有再上诉。
第二年，父亲的工作调动了。调入新单位几个月后的一天，那位大娘又来家里了。这次，她背来了半袋玉米糁，“前几天才听说你调走了，我来看看你，这是我自家种的玉米磨的糁子，煮饭很香，这次你可一定要收下。”父亲和蔼地笑着说：“好，既然是自家种的，那我得尝尝。”说罢，趁大娘不注意，偷偷往她的花布兜里塞进一张粮票和2元钱。那个年代，2元钱可是一家人两天的生活费啊，粮票更是“宝贝疙瘩”。见父亲同意收下玉米糁，大娘才高兴地离开。
“糁子不是送的吗，为啥还要给钱？”年幼的我有些不解。父亲笑着说：“案子是公正判决，我如果收了东西，那不就变味了？农村人种地不容易，不能白要人家东西，但糁子那么重，也不能让她再背回家，那咱就买了。”这时，我才明白父亲的用心，站在一旁的妹妹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多年后，每每回想，我都好奇父亲当时塞的是几斤粮票。但我知道，这件事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粮票的价值。
父亲后来所在的单位分管着一些企业和工厂，效益都不错。一个周末的早上，我随母亲外出买菜回来，看到奶奶从老家来了，她盘腿坐在床上，絮絮叨叨的跟父亲说着什么。仔细一听，原来是为了二叔的事。二叔比父亲小13岁，初中没毕业就回家务农了，奶奶想让父亲把二叔安排到他分管的工厂里工作。父亲说：“妈，现在进工厂都要求有高中文凭或是技校毕业，老二初中没毕业，如果硬把他安排进去，我违反了规定，他自己干着也会很吃力，其他人要是都照我这么做，单位不就乱套了！”奶奶一听就不乐意了，反复劝说父亲无果，只得悻悻地回了老家。
父亲在当了一把手后，单位为他配备了一辆公车，但他很少用。平时上下班，都是骑着一辆自行车。每天下班回来，他都要把自行车细细擦一遍，隔段时间还要给车轴、螺丝等部位上机油。我和妹妹有时会说：“爸，自行车都这么旧了，你还拿它当宝贝。”父亲边擦车边回答说：“车子如人，要想保持明净，就得时常保养，及时擦去灰尘，除去锈垢。”那时，不太理解他的话，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话会时常回响在耳边，也愈发懂得了父亲的良苦用心。直到现在，我们一直用他的话来要求自己。
2013年，父亲被确诊为肝癌，这犹如晴天霹雳。刚退休不久，本应是享福的年纪，却得了重病。父亲从确诊到去世，只有短短半年时间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反复交代：葬礼从简，按规定火葬……后来，我们按照父亲的嘱托，为他办了一个简单肃穆的葬礼。
如今，父亲已离开我们8年了，我时常想念他，也时常想起他的叮嘱：要清清白白做人，踏实认真工作！虽然父亲没有留给我们丰厚的资产，但他一生为人正直、为官清廉、待人真诚的品格却是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。（李竞）
文章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报